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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读千赋】伊沙:《访谈及讲话录》(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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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表时间:2020-07-08 04:23
  • 来源:原创

  吴投文:

  有的批评家把你的诗歌归结为解构写作,认为你的诗歌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,这似乎在文学批评界成了共识,也使你的创作贴上了一个固化的标签。读者和批评家们都已经注意到了,那些历来难登大雅之堂的事物纷纷进入了你的诗中,如虱子、梅毒、眼屎、屁股、阳具、便盆、鼻涕、避孕套、强奸犯、阳痿病人、叛国者、窃听者、女囚、同性恋、光棍、小姐、女尸、贪官、小丑、发廊女、公厕、太平间、戒毒所、假肢工厂等,呈现了日常生活本真却丑陋的一面。应该说,你的写作确实带来了当代诗学观念的某种突破性,却也为此饱受争议。有人认为你的诗歌揭示了人性的晦暗,是对人性本真的还原,也有人认为你冒犯了写作的伦理,是“碎片性”的“脏话写作”。你自已则宣称:“我为汉诗贡献了一种无赖的气质并使之充满了庄严感”。在面对巨大争议的时候,你的心境能保持淡定吗?你如何看待这种对你的两极性评价?

  伊沙:

  现在回头看,我怎么觉得全是肯定?三十年来,中国诗歌多出来的部分,发展壮大的部分,有没有跟我无关的?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我是自觉的,我从80年代末就开始精研后现代理论,并在诗歌创作中积极地加以实践,90年代初被认定是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头号甚至是惟一的代表人物。我记得李震当年说过一句话,如果要编一本《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》,伊沙一个人占一半,其他人加起来占一半,因为我是自觉的,其他人是自发的,甚至是误打误撞的。当然,有些观念先行的生硬的不够自然的地方,我自己也意识到了,并在后来新世纪的写作中加以纠正,但在八九十年代,在海子之死带来的复辟潮中,这么干绝对是必要的,矫枉须过正,我很自豪,在中国现代诗应该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上,我成为一个向前的路标。

  吴投文:

  进入新世纪以来,长诗写作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,很多实力诗人都在长诗写作上一显身手,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作品。你也创作了《唐》《蓝灯》《灵魂出窍》等长诗,你的长诗《梦》已写了将近一千首,还在继续延伸之中。你对长诗写作似乎特别看重,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。你说过,“要成大诗人,光有常规武器——短诗不成,必须要有核武器——长诗。我从1994 年完成的《点射》开始就在研制核武器,经过《史诗 2000》(1995)、《风光无限》(1999)、《天花乱坠》(2001),终于抵达了《唐》(2002-2003)——相比而言,5000 行的《唐》是一次更为成功引人瞩目的核爆炸。”但我也注意到了,对你的长诗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。有研究者认为,“《唐》在形式上是单调的账单式的罗列,各节之间,没有结构和艺术上的连带,更无深刻的写作呼应,导致徒有‘长’的外表,只是对唐诗的简单图解,然后统一罗列,满足于规模和篇幅上的取胜,却无长诗的内蕴和张力。”(张礼)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?如何看待长诗的文体特征?请谈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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